“荷马史诗”在时间观念上的薄弱还不能影响它作为欧洲史学源头的地位。史诗叙述体裁的完整、事件发展的连贯和线索脉络的清晰，都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来史学家的楷模。可以这样说，希腊史学对叙述体裁的重视和掌握，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荷马史诗”的熏染，而史学叙述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发展和流行，又与希腊史学家的努力有密切联系。
在写作体裁上，“荷马史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故事情节的完整和紧凑。《伊利亚特》开头便点出了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争吵，把他们两人作为事件发展的主线。以后尽管也用较多笔墨描写了特洛伊人主将赫克托尔的为人、战绩和阵亡，交代了阿开亚人和特洛伊人争战的过程，但其主要注意力仍然没有从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身上移开。他们两人的争执与和解始终是阿开亚方面举足轻重的因素，甚至也是阿开亚人最终得胜的决定因素。因为正是他们两人的和解和阿喀琉斯的出战，才使得战争的局面有了改观，也正是阿喀琉斯才杀死了特洛伊人的英雄赫克托尔。毫无疑问，阿喀琉斯是《伊利亚特》中最主要的人物，把这位超乎寻常的英雄作为叙述的中心，自然反映了作者的理想。但就体裁而言，这种方法却使得《伊利亚特》不仅通篇连贯、内容完整，而且脉络清楚、中心突出。
与《伊利亚特》相比，《奥德赛》在内容和人物上似乎更加集中、单一，这也表现出某种发展。《奥德赛》通篇讲的就是奥德修斯回归故土、施计复仇的过程，没有任何枝枝蔓蔓的情节。主要人物也自然而然是奥德修斯，其余的人都只是作为陪衬而存在。本来帖雷马科外出寻父可以成为一条副线，但这条副线并没有深入展开，而是让奥德修斯和帖雷马科很快团聚在一起了。这样，整篇史诗可说是层层展开，丝丝人扣，主题很鲜明，人物也集中，这在古代作品中，实属罕见。
主题鲜明、内容连贯，这不仅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著作的衡量标准之一。而在古代，文学与史学的区别并不明显。古希腊更是如此。“荷马史诗”既是希腊文学又是希腊史学的本源。“荷马史诗”对古希腊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体裁上。纵观古希腊史学，几乎没有用编年体写成的著作，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是将人物、事件和历史过程掺合在一起加以综合记述的“叙述体”。这是古希腊史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贯穿整个西方史学的一条主脉。显然，这一叙述体裁最早的模式，就来自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特别是后者）在内容上的连贯和集中，甚至超过了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一约前年）的《历史）)(Historie，）。这些都足以证实“荷马史诗”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了。
编年体和叙述体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不同。实际上，这里也反映出历史意识上的差别。上面已经说过，古希腊人较之古代东方的居民来说，更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较少注意自然对人的控制。又加上他们缺乏严格的时间观念，这就很自然地使得古希腊没有产生逐年记事的编年史。而反过来，对于人际关系的注重，又使得他们创造了一种最适合于表达这种关系的叙述体裁。如果从西方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这一叙述体裁可谓垂之久远，应该说是成功的。它既能以其故事情节取悦读者（事实上在那时大部分是听众。直到希罗多德的时代，历史著作的流传也主要靠生动的讲述）,又能展开那种人与人之间智慧的较量、流血的斗殴，表现生与死、爱与恨的痛苦和欢乐。要想把这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的确不能像孔子编《春秋》那样单靠“微言大义”的笔法来解决。就这一点来说，“荷马史诗”在体裁上对希腊史学的巨大影响，本身又适应了希腊社会的需要，表现出希腊人独特的历史观念。
然而，叙述体裁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荷马史诗”的叙述方式更有其原始、幼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史诗作者还不能真正地把人的活动始终放在叙述的主题，而往往把人的行为和神的意志加以揉合。因此，尽管史诗就人的活动方面没有“副线”，但却常常有神的活动这样一条“副线”穿插其内。这一缺点明确地揭示出神话与历史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