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四大圣哲》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汉娜·阿伦特描述的那个热爱交流、相信共同思考的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坐在扶手椅上，在双腿上打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结，随后又把它们解开了。”雅斯贝尔斯乐于进行思想的探讨，他说“真正的哲学需要交流来获得存在”。这是雅斯贝尔斯一切哲学和历史思想的底色——相信交流的力量，相信且尊重思想与文化的多元性。雅斯贝尔斯毕生都在尽力勾画出一幅辽阔的世界哲学图景，这一图景跳脱出了长久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思维，从更普遍的、更全球的视野去认识哲学的发展，肯定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价值。《四大圣哲》这本篇幅不长的哲学著作便是这种图景和视野的体现。
《四大圣哲》
作者：［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译者：傅佩荣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出品
活字文化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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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
在《四大圣哲》中，雅斯贝尔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的生平、思想及其带给后世的影响，他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总结了四位圣哲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的同与异：
如何面对死亡与苦难、如何对待仇敌、如何超越痛苦与死亡、如何传递信息、如何认识静默与知识。
将四位身处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文化的先贤集于一书，形成一种横向的对照，这是雅斯贝尔斯所构筑的圣哲之间的交流，从中显现出伟大的先贤面对共同的核心问题时，如何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给出了异曲同工亦或是互为补充的答案与实践。
本文无意再重复雅斯贝尔斯对四大圣哲删繁就简的论述，更旨在通过对雅斯贝尔斯宏大的思想蓝图的浅析，为阅读《四大圣哲》提供相应的知识背景。
思维范式的创造者
为什么会选取这四位圣哲？《四大圣哲》的最后一章中雅斯贝尔斯有一段简明的解释：他依据深度、广度以及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选择了他们。
并且，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出人类的存在”，“在大多数人眼里，四大圣哲各自是独一无二的，但又维持了人性的完整面貌。”事实上，《四大圣哲》来源于雅斯贝尔斯更宏大的一部《大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一直致力于哲学世界史，他曾建议用三种方式来撰写历史，其中一种便是“哲学名家的历史”。
他认为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所谓“客观叙述过去”的方式来展现哲学的历史，因为人的存在意味着思维的存在，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大思想家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关于人类、关于生存的核心问题，对这些哲学家的梳理可以带领我们一同深入这些问题的不同侧面，并同时激发我们自身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雅斯贝尔斯将这些大师称为“最具根源性的哲学家，是我们在精神上跃进的原动力，在大师们的哲学思想中尝试着共同前进，在行进中一直可以望得见带路人。”
雅斯贝尔斯将重要的哲学家们分为了三大组：
第一大组被称为“思维范式的创造者”，也就是这四大圣哲——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
第二大组则收录了包括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老子在内的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这一大组内又分了四个小组；
第三大组则包括诗歌、研究、文献、生活实践和哲学理论领域的哲学思想，其中包含了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尔文、爱因斯坦、蒙田等人。中国读者们熟知的孟子、庄子、墨子也放在了这一大组中。
关于第一大组，即涵盖四大圣哲的“思维范式的创造者”，雅斯贝尔斯认为他们不仅具备深度与广度，还是强大的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产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性影响。他们的影响力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持续不断，并包罗万象，其他哲学家都难以匹敌。
雅斯贝尔斯认为“他们鹤立于所有其他的哲学之前和之外”，“如果没有他们，那么就不可能有对世界哲学史的清晰认识。”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史蓝图里，并不存在“一元”与“他者”，没有所谓优劣，世界上不同的哲学思想，都在为人类存在的共同问题以及人性这一统一体，提供不同角度的智慧和经验，这也是为什么超越地域与文化的交流，在雅斯贝尔斯的思想里显得尤为重要的原因，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东西。
第一大组的四位圣哲在探索相同的核心问题时，所形成的思维范式映照出了他们所属的文化，它们无法被归纳到某一个固定体系内，也不应以某一种逻辑去将它们生搬硬套，企图达成某种“统一”或“优劣次序”，它们是交相呼应的。将他们放在一起陈述、讨论，正是展现出了雅斯贝尔斯式的“交流”。
或许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家们的分组原则会引起不同观点，但毋庸置疑的是，雅斯贝尔斯突破了哲学长期以西方为核心的局限，尽力在讲述哲学史的过程中平等、开放地囊括世界上的多元思想。
轴心时代
正如译者傅佩荣先生给《四大圣哲》的译序中提到的那样，雅斯贝尔斯最广为人知的经典概念是“轴心时代”，这也是他在论及哲学世界史时的核心思想。“轴心时代”和《四大圣哲》的写就内在上息息相关，理解“轴心时代”有助于我们对《四大圣哲》有更深入的认识。
最完整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出现于雅斯贝尔斯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
雅斯贝尔斯否定了通过某一种信仰来考察历史、断定历史的偏颇做法，他认为世界史的轴心应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人而非某一群人，“对于西方和亚洲乃至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且关乎“人的存在”——唯有开始觉知、探寻“人的存在”，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
在雅斯贝尔斯眼里，四大圣哲就是人类自我觉醒的奠基者，在书中他这样说道：
“四位圣哲的生命核心，在于体验了人类的根本处境，并且明确了人类在世的使命。他们将这些告诉我们，然后带领我们面对终极问题，提示我们答案……他们彼此相关呼应，因为他们都在人类可能性的基础上生活过、探问过与回答过……”
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时代”定义为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产生的精神过程，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年左右。他将这段时间看作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之所以称为“轴心时代”，是因为前所未有的人类自我觉醒的精神活动在世界不同地方不约而同地发生：在中国、在印度、在伊朗、在巴勒斯坦、在希腊……
轴心时代为什么独特而伟大？因为在这一时期，彼此互不了解的地域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者，对人的存在展开了探索，他们提出了最根本的问题，包括人的思维和行动，也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
这些问题以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直到如今依然对我们的社会及个人产生着影响，按照雅斯贝尔斯所说，“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的萌芽。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都走出了迈向普遍性的一步。”
同时，雅斯贝尔斯还提到了轴心时代中产生的思想交流，这种交流尽管没有跳脱出地域界限（东方与西方），但仍在各个地域内蓬勃发展，譬如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在印度终生漫游的佛陀、云游希腊的哲学家们。
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论述反映出了他一以贯之的信念：寻求人类历史最大的广度以及最高的统一，这在《四大圣哲》中也不乏体现——四位创造了不同思维范式的先贤交相辉映，彼此的对照拓宽了读者对于同样的核心问题的多样思考。
这种信念意味着雅斯贝尔斯突破自身所处的文化地域局限的努力：他并不认为某种单一性的文化是普世的，反之，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并认同它们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角度阐释并丰富人的存在。
正因如此，雅斯贝尔斯坚持把交流作为人类存在的普遍前提，只有通过开放的交流，人们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自我，理解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