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劳工，他们应当得到怎样的报酬？他们也未曾经历过，如何抽干沼泽、建造高架渠，如何对待其他文化，如何建立殖民地、组织以及合法地保护贸易，或是如何在城市中有效地控制贫困。恰好是在技术、自然科学、商业贸易、法律和政治等这些新领域中，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逻各斯渐渐地介入，即尝试对某些事物进行逻辑和理性的解释或论证。
私人生活所涉及的内容，逻各斯则几乎完全无法介入。尽管在城市国家，即城邦中的共同生活经常被置于理性规则的视角下观察，但是私人的家业，即家政，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这一视角触及。在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家政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留给女性、奴隶与孩子的。相反，城邦的公共世界则是男人的事情。一边是经济的与私人的，另一边是理念的与政治的，这二者的分离是如此分明，以至于人们将一边视为女人的本性，而将另一边视为男人的本性。
逻各斯进入城邦世界越多，它所固定下来的所谓男人与女人本性上的差异就越大。一边是抽象的、理念的和理性的，另一边是具体的、物质的与非理性的。这种分裂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后果，我们会在后续部分进一步探讨。但即使是在男人那里，古希腊世界也没有转化为逻辑学家的圈子。在城邦中，人们一如既往地从事祭祀、礼拜，过宗教节日，在要做出重要决断时去询问德尔斐的神谕。对日食与月食的恐惧也没有因传说中泰勒斯的计算而从世界上消除。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道，尽管面临着叙拉古失败的威胁，但是雅典军队在公元前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坚持了下来，是因为很多士兵有对月食的恐惧。它被猜测为“诸神的信号”，使得起义破产，而对于尼西阿斯统帅和他的军团而言，则是以一场军事灾难结束的。除了神话和迷信历经千百年还能继续存在之外，在蓬勃发展的贸易城市与乡村腹地之间也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哲学文本是来自于乡村地区的，那里也没有开创性的发明或发现。
很显然，希腊许多地区的农民并没有面对那些问题，即那些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的贸易中心、在雅典和科林斯引发的一种新思维方式的问题，这种新思维方式与旧有思维方式并行。因此“希腊奇迹”并非发生在所有地区，而是仅仅在几个地方。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是某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连锁反应，这些发展使“希腊奇迹”成为可能。造成社会和思想之巨大变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金钱！
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人类生活世界中最大的革命是什么？它既不是新科学思想的初现端倪，也不是古希腊人发明的字母，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欲望对象，我们称之为“金钱”！金钱改变了一切：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权利与地位、道德、权力关系、理智与思想。同样，哲学史也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史息息相关。
硬币不是希腊人发明的。传闻是腓尼基人首先发明了硬币，但是如诗人内斯特罗伊所言，他们发明的硬币很少。事实上，铸造第一批硬币的功绩要归于手握小亚细亚政权的吕底亚人，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征服了米利都人。在此之前，大约在公元前—前年间，吕底亚人就开始使用硬币。一开始他们用一些形状各异的金银合金小碎块当作硬币，并称之为Elektron（发光的太阳）。
虽然吕底亚人的前人阿律阿铁斯二世已先开始铸造硬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经济的起源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约前—前）有关。他所拥有的硬币数量多到难以置信，而阿塔纽斯和帕加蒙之间的金矿所提供的补给似乎又无穷无尽。在很短的时间内，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硬币成了当时东地中海地区的通行货币。大约在同一时期，米利都人也开始铸造Elektron。很多爱琴海周围的城邦也都紧随其后。约公元前年，埃吉纳人铸造了第一批银币，很快科林斯人和雅典人也跟上了。
不能低估硬币在古希腊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短短几十年内，货币经济改变了贸易方式、社会等级、战争形势以及流传下来的道德观念。一窥《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的世界，我们就明确地领略到，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并不追求金钱——那个时代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是追求荣耀，即名望和荣誉。生活如意、英勇无畏、声名远扬、高朋满座、牛羊成群、奇珍异宝，这些才被当作值得追求的生活目标。在这个世界，成熟的商业贸易还未出现，有的只是面对面的交换。
公元前7世纪左右，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第一块银碎块看起来并没有让当时的社会秩序改变太多。因为人们继续用物品来支付，家畜是最常见的支付手段，其中牛最贵。公元前7世纪，当贵族扩张其统治力量并强征越来越多的土地时，爱琴海沿岸的农民陷入了沉重的债役。负债人的困境不能再糟。公元前年的债务法是无情甚至残暴的。陷入债务等同于道德和经济犯罪。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将“罪责”与“债务”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那个时代的物品如何变更它的拥有者呢？通过抢夺、交换或者赠送。
后两种物品拥有者变更的方式尤其有趣。一个农民借给另一个农民一些牛，因为后者的牛在瘟疫中死了，按照惯例，借入方之后还给借出方的牛要比他在困境中借到的多。因为出借是出于自愿和慷慨，而归还则是义务。为了对这种不平等进行道德上的粉饰，赫西俄德建议，除了所借之物，借入方应该多给借出方一些东西以示感谢。当借出方原则上期待获得比借出之物更多的回报时，这种起初的善意行为演变成了一种险恶的关系。
对于借出方，他出借时的友好姿态成就了一桩好生意。他成为债权人，而借入方则成为债务人。当债务人不能偿还包含附加物在内的债务时，他就不得不继续负债。为了防止债务人对债务法的滥用，债务法赋予了债权人代理权。债务人必须将自己及其所有资产抵押给债权人，并且他的家眷也与其一起承担债务，这意味着债权人可以使债务人及其家眷变成他的奴隶。
这种“债务”的古代观念尤为糟糕之处在于，借债不被当作主观行为来看待。谁借了债，谁就会被人谴责。他的不当行为会被看作一种人神共愤的客观罪责，同时也使他整个人具有负罪的属性。并且负罪之人的罪责作为原罪和原债，会连带给他的家眷。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小农阶级对贵族大地主的负债危机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最具代表性的，也最著名的例子是雅典及其周边地区的状况。与米利都相比，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还不强大。
而这个处于上升期的城邦面临即将爆发的内战。社会矛盾主要因债役而加剧升级。数以千计的贫农变成了奴隶和罪犯。他们生活和心灵的困境对于城邦来说是沉重且危险的。当时的情形如此紧迫，以至于身为执政官的梭伦（约前—约前）废除了现存所有的债务关系。他曾如此申诉，“抵押凭证石给大地母亲这黑黝黝的土地戴上了枷锁。”（尽管在阿卡提还从未发现过公元前6世纪的抵押凭证石。）据史料记载，他下令将田野上、耕地里以及葡萄园内的抵押凭证石都拔除掉。梭伦抨击贵族的贪得无厌，他将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
成为奴隶的债务人重获自由，并且要回了曾经的财产。从那时开始，任何债务人都无须再害怕他自己或者家亲眷属的生命会成为债务的抵押品。然而，梭伦拒绝了小农阶级平等划分土地的要求。曾经的财产分配依旧保持不变，只是债务游戏因友好的法令而中止了。雅典城邦的政治秩序也发生了同样的变革。
结语
根据梭伦的改革法令，一位雅典公民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这也就是说，取决于他经济上的成就。在公元前6世纪初（具体的改革时间还存在争议）的雅典，货币还没有出现，而粮油酒的储备以及战马和重步兵装备的数量是贵族们沿用的衡量财富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