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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五星聚天文现象可知，治水发生于BC年前后；
此前经历了气候事件，期间气候大幅震荡。此气候事件至大禹时代已接近尾声，所以相对来说，大禹运气比较好。
治水是需要经验和技术的社会工程，社会共同体内部才能进行社会动员、组织与协调；
大禹时代虽可能已出现少数具有超强地位的政治实体，但其时大小政体林立；
大禹不太可能频繁跨越不同生态区和文化区到处治水，治水范围应局限在相对独立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内；
将九州放大到大半个中国范围的禹行九州，反映战国秦汉大型国家建立时代，对早期历史空间的投射与想象；
洪范九畴：
欢迎郭立新老师开始大禹治水第二讲：大禹治水的时代及古环境与社会背景！
郭立新：
大家好，首先祝各位节日快乐！也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和互动的机会。
昨天群里讨论曦光老师的讲题，比较有公共性，所以从下午一直讨论深夜。今天这里就比较安静了。今天我这个讲题可能相对来说会小众一点，欢迎大家批评。
首先，我需要说明，这个大禹治水系列，是我与郭静云合作研究的。
上一次谈到，如果承认大禹治水传说包含有历史素地。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话题肯定是，大禹到底在哪里治水？
由于大禹被认为是最早王国夏的奠基者，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还涉及到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主题。
不过，具体的历史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二重维度中，通过人与社会自身的活动来塑造的。在历史复原时，时空互不可分，探讨空间的话题须以清晰的时间为前提；探讨时间的话题须以明确的空前为前提。
所以，为了分析大禹到底在哪里治水，我们首先需要界定，
大禹治水大约发生什么时候？
当时的自然环境与气候背景怎么样？
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又怎么样？
只有当我们明确了这些时代性的自然和社会的边界条件之后，才有可能利用考古和自然科学资料等一手史料，去很具体地去评估和分析不同地区的各种空间环境特征，以及当地实际的社会状况，进而评估和探究该地大禹治水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通过这种方法，或许才可以探究到大禹治水事件背后的真相。所以，今天还没办法直接讲到大禹在哪里治水。是以今天讨论的是大禹治水的时代背景，包括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
第二讲、大禹治水的时代及古环境与社会背景
（一）时代探索
1.夏的始年
关于夏王国的时代问题，学界看法比较接近。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治水和建国时代定为BC。
其他学者均认为，这种断代定得偏早，但学者们所讨论的误差范围其实并不大，都在70－年之间。
如有几位学者依据对《竹书纪年》的研究，认为大禹建国年代在BC（李仲操）、BC（刘绪）、BC（张富祥）。
此外，有些学者依靠文献所载的大禹时代的“星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即禹在位时曾发生五星聚会天象，采用古天文学方法计算夏建国的年代。所谓“星命”，指中国史学传统中认为，昊天用五星连珠来发布建国“天命”。
如果将文献纪载与古天文对照，可知BC阳历2月下旬确实发生过极为罕见的、非常紧密的五星连珠现象，与文献纪载相吻合。
此问题最早由汉学家班大为（DavidPankenier）提出，他推算出五星聚间距最小的时刻发生于公元前年2月26日。
后来郭静云重算，结果是早两天，即2月24日该现象可在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之间的区域明确观察到。
这是班大为画的当时五星聚的星象图
通过天文学家张培瑜的计算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这一次五星聚会天象奇观。
他指出，在过去年中，五星会聚于15°以内的情况出现19次，10°以内8次，7°以内只有4次(BC、BC、BC和AD)。特别是公元前年这一次五星聚会，更是五千年来所唯一仅见的天文奇观。从公元前年2月13日12时起，五星会聚角度小于15°；
这张图是我复原的，公元前年2月13日12点，从湖北天门观测的天空（五星聚最早的发生的时刻，因为是白天，实际观测不到）。
这张图表达的是第二天清晨时分，即公元前年2月14日6：30分，从湖北天门观测的天空景像（五星聚最早的发生的时刻）。
在当时清晨时分，地平线的东南方向，可以清楚观察到五星开始会聚
这张图显示的是公元前年2月27日早上6：30分，从北纬30度39分的天空图，这是五星聚会最紧密的时刻。
这张图是公元前年3月13日早上6：30分，从北纬30度39分观测到的天空图，可知五星聚会后又散开了。
补充说明：从北纬30度39分这个纬度观察到的星空大体差不多，只是时间上略分先后。
当时会聚角度在15°以内的时间长达24.天，在10°以内的时间长达14.83天。这是五千年来唯一一次会聚角小于5°、会聚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
在这个五星聚会奇观发生时，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几乎交集而互相覆盖在黎明时分东方地平线上狭小的天区营室宿内，而且在长达二十余天的时间内均可观测到五星排成一列。
在历史上，五星聚会天象曾多次引发社会震动或惶恐。公元前年发生的这一次五千年所仅见的、奇异壮观的天文现象，似乎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而且“天文”在“古时人人知之”（顾炎武《日知录》）第五辑“乐章”），在这样一个对天象观察极为重视的时代，这样的天象奇观很可能深刻烙印在古人的记忆中并流传下来，且影响之后“天命”概念的产生。
由于行星运行复杂，这么紧密的五星连珠现象又极为罕见，现代天文学也确实证明有该现象的发生。
所以，虽然有关禹时发生五星聚天象的文字，迄今所知仅始见于宋代，时代已很晚，但将这种天象与禹建立夏国相联系，不太可能是由后世占星家逆推和造假，其为历史真实的程度相当高，可作为夏初定年以及大禹年代的参考。
由此可知，大禹建立夏国的开始年代应落于公元前第20世纪以内，可能与张富祥依《竹书纪年》研究得出的BC的结论大体一致。
在确定夏王国建国年代后，我们可以大体向前评估禹和夏之前的断代，以及尧舜时期治水活动的时代范围。
2.三苗统治及其断代问题
上次我们已有讨论，在尧舜统治与禹夏之间还曾发生过属于山地猎民的三苗族群来到农耕国家施政的事件，三苗的统治给当时的农耕文明造成很大的损失，耗尽后者的资源，使原来舜帝的“十二州”荒芜混乱。
我们认为，三苗的“三朝”应不是很短的几年混乱而已，而是较长的历史阶段，否则大禹的功劳在当时人的眼目中不会那么大，在后人的记忆中也不会被这样神格化。
我们判断，三苗之三朝统治的时间至少应该超过年，或许跟历史上一般王室的情况差不多一样长久，即或不精确推理，大约有～年，相关证据将在后文补充。
前面几天的讨论中，周行易老师曾文献所载三苗统治有所论述
周行易我们接着在这里申论之。
对于三苗的统治，《竹书纪年》留下如下描述：“《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竹书》的只言片语使我们理解《史记》所代表的正统英雄史所隐藏或有意忽略的，三苗统治末期有“日妖宵出”、“日夜出，昼日不出”的情况。
Pang指出，所谓“日妖宵出”或“日夜出”应是一次“天再昏”日全食现象：即当黄昏日落前后发生了日全食(或接近全食),天色变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转亮;接着是正常的黄昏天黑过程。
古人若将日食引起的第一次天黑当作自然黄昏,那么其后出现的天色转亮就成了反常的“日夜出”、“宵出”、“天再昏”。
不过，这种表达可能还有另一种理解。
比如，天文学家刘次沅先生认为这种记录还存在“天再旦”的可能性，即黎明时分发生日全食。
在假定三苗地望在两湖地区的情况下，他计算出，在BC～0BC之间,有6种“天再昏”的可能，分别发生于BC、BC、BC、BC、BC、BC;
5种“天再旦”的可能，分别发生于BC、BC、BC、BC、BC(刘次沅，4)。
据此，并依照前文对大禹年代的推论，可知禹伐三苗应发生在BC或BC之后不久。
同时，结合前文所列文献提及之三苗统治时期气候异常现象（“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以及下文描述的自然气候背景，亦可大体推知，所谓三苗乱政，可能始于公元前2年前后，
也就是说，三苗统治的年代可能大体落在2BC至BC或BC年间。
顺便补充一句，郭静云认为，所谓“夏冰”，并非是“夏天结冰”，而就是指“夏水结冰”。
巧合的是，三苗统治的时代，也恰与古提（Guti）和噜噜咇（Lullubi）等札格罗斯山脉山地族群占领两河流域的时代大体相当。
古巴比伦时代《阿卡德的诅咒》史诗载：“古提大群，似人非人，不守规矩，虽然像人，但思想像狗，外表像猴子。恩利尔大神从山生出古提，是为了毁灭阿卡德王国。因为有古堤，苏美女儿都哭。残酷敌人掌握全国；俘获诸神带到山地，从国民强行征税，灌溉渠被破坏，河流不通航，农田缺水，农田无收获。……”
据《尼普尔王表》记载，古提王朝国共有19王，总共统治了76年40天。古提人的统治最后在乌图-赫加尔（Utu-hegal）所带领的反抗和军事攻击下终结。乌图-赫加尔也因此成为苏美尔-阿卡德人的英雄，号称“四方之军权统治者”（lugalan-ub-dalimmu-ba）。
两河流域人因此得以重新疏通沟渠、修理灌溉系统。其后统治权被转移到乌尔-纳姆（Ur-namu）手里，后者最终将古堤人逐出，重建诸城神庙，开凿运河，颁布法典，划定边界，建立乌尔第三王朝(/2BC～3/4BC)，重新统一了乌尔政权，自称为“苏美尔阿卡德军权统治者”（lugalKiengirKiur）的称号。
通过历史比较可知，作为山地民的三苗，与作为山地民的古堤一样，都趁着邻近的低地农耕文明国家陷入混乱之际，大体在同一个时代入侵并一度统治了低地农耕国家。甚至反映了低地农耕文明视角的文献，对三苗和古堤人的记录和描述，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如都描述他们不敬神、不文明的种种现象。
无论近东和远东，都将驱逐蛮族统治者，重新恢复农耕政权和生活秩序的人称为英雄。在东方，舜帝的十二州在三苗时期经过外族统治的黑暗时代，到大禹时期终于能够重新组织社会，驱逐三苗，并重新组织大规模的工程恢复农田和灌溉系统，重建国家并将其领土划分为九州。
这是公元前第III、II千纪之交曾经在东亚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禹的贡献也类似于苏美尔文明中的英雄乌图-赫加尔和乌尔-纳姆。
3.尧舜的时代问题
在三苗统治之前，文献提及舜，而舜之前乃尧统治的时代，而且尧舜时人们一直面对大水，亦有记载治水的事情。
若单从文献判断，难知尧舜时代有多长，这是因为早期时代的记录恐怕都没有保存。
从上古时代留下的传说中，一个英雄、一个人名可能实际跨几百年的历史，而很多未留名的事情，在文化记忆中都被记挂在同一位英雄身上（详参郭静云，《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
虽然文献中记载，禹为尧之臣鲧的儿子，而禹本人曾为舜的臣属，但是英雄之间的亲属关系，都有神话化的因素，这种情况在各国神史中也比比皆是，所以不宜当真考虑。
我们只能非常宽泛地说，文献所载尧舜时代可能在公元前第Ⅲ千纪早中期。对于这一判断的依据，详见下文有关该事件气候背景的分析及另文分析的地域文化历史背景。
补充说明：从族谱以及神话叙事等诸多角度分析，我们均不可以把《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诸上古英雄之间的亲属关系太当真，太当回事儿。
前面我们大体界定了时代。拉下来重点讨论这个时代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
（二）从尧到禹时代的自然气候背景
文献中的蛛丝马迹使我们判断，从尧到大禹，期间陆陆续续有洪水爆发。从尧到禹的治水传说，恐怕涵盖了好几百年的历史。
如前所述，若大禹年代大致可以定在公元前第Ⅱ千纪初期，那么文献或在表达，人们从公元前第Ⅲ千纪中期开始经常面对洪水事件。
学界早已注意到公元前第Ⅲ千纪末灾难性环境气候事件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族群冲突，是导致全球早期文明转向、衰落甚至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环境科学研究表明，公元前第Ⅲ千纪是从中全新世大西洋温暖期过渡到晚全新世偏干凉的亚北方期的重大转折时期。佩塞（PeiserB.J.）曾细致疏理全球各地有关公元前第Ⅲ千纪中晚期的古环境研究成果，从中可归纳出一些要点。
譬如，公元前第Ⅲ千纪全球性环境转折事件的关键时间节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发生于BC～2BC之间的某个年代，当时全球海平面达到中全新世高点，比目前海平面高出约2～3米，海侵发生；但在此之后气候转向，海退和海侵交替发生。
第二个时间节点发生于BC～BC之间，此时中全新世高海面结束，全球很多湖泊的水位不断下降，出现低水位甚至干涸、咸化，河床多以下切为主，气候转向干凉，这一过程至少持续了大约二、三百年时间。
地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此次全球性气候变迁与4.2ka（或）气候事件有关。石灰岩洞穴石笋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该事件在南亚季风区始于BC；而在东亚中国季风区则更早开始，更晚结束：贵州荔波董哥洞的记录显示此事件始于aB.P.，结束于aB.P.(即约BC-BC)。
这张图是贵州荔波董哥洞有关气候事件的氧同位素记录（加灰区域）。从图上可以看出，该事件的性质主要是气候大幅波动，一开始迅速变干旱（曲线向下），几十年后又变得温润（向上），不过很快又变干旱，又变温润，在干湿之间反复震荡。
反复快速震荡是这一气候事件的特征
该事件涉及到海洋与大气环流模式的重大重组，对西风带、印度夏季风和东亚夏季风造成干扰。其对北半球中低纬度季风区影响强烈，普遍可观察到干旱化迹象。如北非撒哈拉地区变得更加干旱而完全沙漠化；赤道附近中全新世的非洲林区因降雨减少而退化。对中欧、北欧等中高纬度特别是非季风区、内陆区的影响却正好相反，此时冰川发育，进入相对湿润时期。
依据4.2ka气候异常事件对人类文明以及人口发达的社会发展所造成的重大震动，可以将公元前第III千纪至公元前第II千纪早期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4.2ka事件之前，即大约BC-BC之前（各地进入4.2ka事件的先后略有差异）。此时全球中低纬地区经历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总体来说温暖而湿润的时期，这也是全新世人类生活最适宜的时期，世界各地先后迎来了新石器文化大爆发以及青铜文明萌生或加速发展的荣景，包括中国长江中游原生文明均兴起于这一时期。在此阶段的后期，升高的海平面以及大量降雨给各地初生的文明古国普遍带来一些挑战，留下了早期洪水的记忆。
第二阶段，即4.2ka气候事件发生期间。各地进入4.2ka事件的先后略有差异，最早者如东亚可能早到大约BC或略晚开始，南亚则晚约一百年；结束时间约为BC前后。当此期间，原本不断温暖湿润化的气候快速进入一个波动频繁的不稳定时期。此期海平面波动，海侵和海退交替发生。
干旱或洪水等极端异常事件频发，同时社会震荡、转折、迁移、重组或崩溃，波及到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南亚次大陆、西班牙、希腊等在内的所有北半球中低纬度古文明或复杂社会。这些地区普遍进入到一个原有社会文化发展格局突变，各种势力快速崛起或衰落，社会竞争加剧而不断发生规模化重组的历史新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此期人们通常的应对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迁徙的方式开拓新的生活空间，进而加速族群移动、竞争与社会整合；或建立权力更为集中的政体以增强快速反应与适应能力。
譬如，此时各原生文明古国普遍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如大约在2BC，两河流域阿卡德王国建立，取代了此前虽紧密互动但仍分散独立的城邦与神庙政体，开启了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统一国家的先例；但严重的干旱，以及内乱纷扰和外敌入侵又使阿卡德王国大约于公元前22世纪中期崩溃；随后发生的事件如前文所述，先后经历了山地蛮族人入侵，以及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文明复兴等事件。
第三阶段大约开始于BC～0BC（具体始年存在地区差异）,至BC前后逐渐结束。此期气候全面转向干凉方向发展。由于气候过于干旱与寒冷，很多地区文化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
地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亦为4.2ka气候事件响应地之一，该事件是促使中国上古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历程发生重大转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也认可，在此事件之前中国南北各地普遍存在一个温暖适宜期，此事件之后进入干冷时期，即第一和第三阶段与前述世界背景相同，争议主要表现在4.2ka气候事件在中国各地的具体表现方式。
谭成亮等人通过比较石笋、泥炭、湖泊等高分辨率研究结果，认为4.2ka气候事件造成了中国除新疆地区之外降水的普遍减少。
刘浴辉等则认为，这一事件在中国的总体表现为干旱且伴随部分地区降温；具体而言，中国北部大范围持续性的干旱，南部持续干旱、局部频繁洪涝、气候剧烈频繁波动。
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次气候事件使夏季风减弱并致降雨减少。
但是，吴文祥、刘东生却指出，在4.2ka气候事件中，夏季风减弱一方面导致华北干旱，同时也使锋面长期徘徊于长江流域，反而大大增加了该区降雨，使长江流域更易爆发洪涝灾害，驱使湖群扩张。
朱诚、吴立等人也观察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多次洪水。
但是，夏正楷等亦指出，华北地区在此事件前后也多见洪水事件。
上述研究表面上有出入，甚至互相矛盾（有的说干旱，有的说有大洪水）。实际上只不过是由于取样、年代尺度以及环境代用指标的差异导致。
若加以整合则可以发现，虽然4.2ka气候事件从发生到此后数百年时间内，整体趋势是干凉化，但若以BC年为界细分之，则可知前后两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BC年以后，冷干化趋势已形成并在各地普遍可见。
在此之前，BC-BC年间（即前文所述第二阶段），中国南北气候都呈现出不稳定、紊乱波动等异常特征，旱涝交替，寒热易换；
譬如，商志文等人对渤海湾相关剖面的研究，就观察到在此期间的一次冷干和温湿波动。
在此情况下，正如吴文祥、朱诚、吴立和夏正楷等所观察到的那样，大旱与大涝在南北方所在皆有，只是长江流域更严重一些。
对大部分地区人而言，当时面对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对环境的反复波动，做出快速调整和适应。这种转型与调整，小型社会远比大型社会更具灵活性。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社会组织化程度最高的长江中游石家河社会陷入低潮，长江下游良渚社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华北地区、河湟地区和长城地带那些原本分散的小群体社会却在短期内勃兴勃灭，快速兴起且呈现网络化、中心化的趋势。
回到前面所讨论过的尧舜禹的时代及洪水记录。从文献可观察到，鲧、尧和舜时期的洪水，是一个水位长期持续升高的事件。
也就是说，鲧、尧、舜的故事应代表公元前第Ⅲ千纪早中期的时代，这是一个普遍高水位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鲧用筑城堤的传统方法来治水，不能不说，必然失败。
文献所表达的三苗时期气候异常现象，恰与4.2ka事件即上文第二阶段相当吻合。按照前文分析，大禹时代的自然环境恰处于第二、三阶段交接之际，即从大幅波动初步转向干凉化的时候。
所以，大禹打败三苗和建立新王室，是他作为历史英雄的功勋；但至于治水成功不再爆发，固然有其自身艰辛努力为基础，同时也恰好涉及到他的好运气。
吴文祥先生结合大禹治水的年代和当时的气候背景，指出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主要得益于当时气候转向偏干，洪灾减轻之故。
不过，在经仔细比对湖北和尚洞、陕西祥龙洞等处石笋氧同位素曲线后，谢孟龙发现在BC前后，曾出现过一次湿润降水事件，其年代大体与大禹治水传说的时代相当。
总而言之，从尧至禹的时代背景和古气候背景，都能够证明，文献所载尧、舜、鲧、禹的治水纪录，虽然包含有很多传说者和纪录者的神奇想象和重构，但这些故事背后均有基于具体时代的历史素地。深入了解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无疑亦有助于辨析和厘清大禹治水故事的真相。
介绍完自然气候背景，接着我们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
（三）大禹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辨析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史实时，还需要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
大禹治水是发生于全中国还是只发生于某个区域的故事？
从一般人生经验判断，很难想象年前有包括大中国的统一的治水活动，或者有包括全中国的第一朝代，但是学界还是不断有讨论大禹在全中国治水的声音，其中影响最大者就是大禹治水遍及九州的说法。
“九州说”在流传过程中，其具体名称和范围时有变化，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尚书禹贡》。在这篇托名为大禹所作且记录其重整山河的治水行状的著名经典中，开篇即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其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载各州山川河流、田土物产、导水纳贡等，最后“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作为经书，二千多年来，《禹贡》被尊奉为“万世不易之书”、“古今地理志之祖”；其所描绘的“九州”空间观念，对后世政治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比如，太史公在《史记夏本纪》中，就以《禹贡》九州为蓝图，描述大禹治水事迹。在两汉政治实践中，依循经典而将天下划分为不同的州，且以不同经典中有关九州的名称作为州名命名的依据，初步完成了“九州”从上古地理蓝图，变身为现实政治区划的转变；顺带也将禹行九州且治水遍天下的传说做实，让后人深信不疑，二千多年来鲜有人挑战其说。后世在述及大禹治水地理范围时，多以“九州”论之，又因对“九州”的不同认识而相争。
这一问题实际上涵盖两个问题：
一、九州概念是否在夏时代就有；
二、若有，当时九州所涵盖的空间如何。
胡阿祥先生指出，西周时出现的“禹迹”概念和春秋时出现的“九州”概念，皆是指称全国的古老名称，经历了由虚入实的转换。其谓：“禹治平水土，俾民宅居；九是虚指的极数，在地理上后来多谓八方加中央，于是禹迹、九州就成了全国的代称。
分析禹迹、九州这两个名号，‘迹’指足迹所至的范围；‘州’本指水中陆地，演变成九个大行政区域。也就是说，‘迹’、‘州’两字是通名，与‘禹’、‘九’这两个专名，构成了指称全国的专有名词；事实也正是如此，与禹迹、九州相关的指称全国的古老名号，不下二三十种。”“比如禹迹的孪生兄弟有禹甸、禹域、禹服；九州的孪生兄弟更多，有九有、九囿、九围、九土、九原、九牧、九伯、九服、九畿、九共、九域、九方、九垓、九区、九野、九壤、九宇、九县、九廛、九夏，等等。”
我们认为胡阿祥先生的看法极有道理，而且“九州”这类空间和领土概念有更古老的源头。诚如胡阿祥所指出，“九州”的九之数源于中央与八方。八方的观念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长江中游澧阳-洞庭平原的稻作农耕社会就已出现。
根据考古资料，造型四方观念的图像在澧阳平原新石器早期彭头山文化（距今约00-）即已出现；
这是距今多年前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陶祖上的四分纹。
而造型八方观念的八角星图始见于洞庭地区皂市下层文化之华容坟山堡遗址（绝对年代大约为距今年）。代表中央加八方的“九”之数，也成为古人认知、定义与构建其生活空间范围的概念图式。
这是距今七千多年前洞庭平原皂市下层文化之华容坟山堡遗址陶碗（原报告认为是器盖，我们认为是碗）上的八分纹。
这是距今-年前洞庭平原汤家岗白陶盘底的八分纹
随着农耕文明“疆域”观念逐渐成型，需要通过疆域来表达和界定自我的空间范畴。在此情况下，作为表征社会共同体空间意象的“九州”一类指称，被用于表达古人认知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或国家的最大范围，或成为实际的行政区划与管理手段。就此而言，成熟的“九州”观念，还包含有“领土”概念，涉及国家文明的产生。
中央与八方之时空意像图式从长江中游萌生和出发后，到了新石器晚期已广泛传播于长江流域，之后又传播到更大的地域范围。
这张图反映的是八方图式从长江中游出发，在距今年以后，先后向长江下游及其他地方传播的情况。
又由于“九州”作为一种空间认知图式，完全可以在相同的图式里描画不同的风景，反映不同的视角；再加上农耕中国始终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政治观念；因此，在不同历史主体，在不同时代、地域、语境与说话人的心目中，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九州观念的。其所涵括的空间，也会视情境而或大或小。
所以，不同文献对九州的讨论，显然蕴含着不同的地域视角或时代意识。
比如，吴修安指出，《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和《吕氏春秋有始览》在论及九州时，形成四种各有差异的版本，是时人为了因应战国中晚期新政治形势各自做出的修订；也反映出创作者地域视角的不同，特别是东、西视野的差距。《禹贡》详于西北，及其独有梁州，显示其作者立足于西方的地理视野；而后三者强调北方及皆缺梁州，则出自东方学者的地理视野。我们认为，此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至于《淮南子》九州和上博简《容成氏》九州，此二者应是代表了楚人的视角，不过二者所定的中心位置应该并不相同。
虽然传世典籍将平定九州归功于禹，但这并不意味着九州时空意像图式的发明，是大禹的贡献，之前帝舜十二州也是类似的空间安排。大禹的贡献在于治水、勘乱三苗后重新平定国家领土和重新划分九州结构，恢复农耕社会的基本秩序。
换言之，禹平定九州，以及禹和启建立夏国的事件，并不牵涉到文明起源，而只是在原有文明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新的国家。
如果回到年以前，大禹平定国土的“九州”之地点究竟在哪里？
空间有多大？
为何今人会认为战国秦汉时代人在讨论禹行九州时，大多将其夸张到大中国的范围？
这是因为人们从经学传统阅读《禹贡》时，以为其记载最详尽，范围亦最大。《禹贡》九州包括今18省，从冀州开始，先导黄河中下游，继导黄河上游，然后导淮，再导江水，奠定九州。而其他文献，如《孟子》、《墨子》等，在治水范围的描述上或略广，或略窄，但在经籍的描述，或在经学传统的理解中，亦多有夸张之处。
在经学界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禹贡》，实际上只能反映该文本定型时代的“九州”空间观。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各家多有争论，以顾颉刚战国成书说为主流。邵望平曾以考古区系论研究成果直指《禹贡》蓝本成于商周时期，是商周史官对于夏代的追记，但陈立柱指邵氏的论证多有牵强附会与主观臆断之处，难以成论。
但重点是，现有经典《禹贡》版本以及相关经学诠释都源自汉代以后。
其他所留下来的有相关记载的文献所形成的年代，皆处于大一统帝国出现前后不久的战国秦汉时代，这是一个人们生活范围和空间视野空前扩大的时代，所以其建构的九州空间范围也空前地广大。
所以，徐旭生认为，“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说法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渐扩大而成的”。
然而两千年以来，一些历史学家还是遵从将大一统九州视为夏王国领土的教条，同时也认为大禹在中国各地治水；或有学者认为大禹治水范围不可能这么大，所以建议仅限于“九州”之一隅，以此把治水以平定领土的传说与把国家领土分为九州的看法分开。
换言之，这两种观点其实都认同大禹的九州是包括大中国范围在内的。
我们认为，虽然禹平定九州传说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史实的种子，但并不意味着要承认后世经籍所录的一切。
在鉴别和理解不同时代所涉及的各种“九州”说之前，考察其所形成的时代与说话人所处情境是极重要的，说话人总是以自己所生活世界的知识和观念去附会、诠释和理解传说的内容。
考古和历史研究皆表明，与后世大型国家相比，大禹时代国家的规模与文明的空间范围都不会很大，不用说小于秦汉帝国，甚至远远不如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的规模。对此，文献也隐约有所表达。
如《左传·哀公七年》有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尚书·皋陶谟》这样描述大禹时代：“……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则》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
《后汉书·郡国志》称：“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
虽然这些国家数字难言为实，不过确也表明，早期国家数量确实非常多，单个国家的范围也不太可能很大；越到后期国家数量越少，国家规模变大，直至秦汉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禹所领导的国家领土包括现在的大中国。
或许会有人争辩，虽然大禹的国家没有那么大，但在那个时代可以通过所谓“部落联盟”或国家结盟的方式，做盟主或大首领而影响全中国广大地区。
问题是，结盟的社会也是因为彼此间存在共同的文化或利益基础，彼此间有密切联系，需要互相合作而结合在一起，形成社会共同体。目前在考古上看不到这样的社会共同体存在。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在万邦林立、并无管理广大中国范围的社会组织体系的情况下，大禹这样一个历史英雄，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否具备通过长途旅行而跨越不同生态区和文化区的能力？
答案也是否定的。
今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交通和资讯发达，长途旅行已是家常便饭，难以想象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长途旅行的重重困难。气候和水土不服而产生的适应困难、食物补给和旅行住宿的困难、地方社群对陌生旅人和外来闯入者的敌意，所在皆有，不一而足。
在大禹时代，还同时存在好几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中如低地农民在平原地区开发集约农业，过着完全定居的生活而很少外出活动，日常生活空间范围是比较小的。另外如象类似于三苗这样的山地猎民，过着游动或半定居的狩猎采集生活，也许发展少量农业，总体来说，他们的生活空间范围要比农民大得多；饶是如此，猎人社会的迁移也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互动体系中，平原农民扮演文化创造者的角色而山地猎人扮演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需要治水的大禹无疑属于农耕文明的历史英雄。
前面说过，农民的生活范围本来就小。所以，很难想象他们会千里迢迢跑来跑去，能够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广袤大地上纵横穿越数千里，调动不同地区的人力和物力来治水。依当时的技术条件与社会组织能力，都不支持这种看法。
但是，如果只是在国家的某个很小区域治水，则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文化记忆中那么神格化。被神格化的事情肯定是全国大事，大概涉及全国领土亦不为夸张。所以，无论是治水遍及中国九州说，还是只在九州一隅之说，实际上都是不符合实情的历史想象。
此外，还可以从治水工程是一项社会事业来评估，大禹治水之事显然只能发生于某个社会共同体内部，也只有在共同体内部才可以进行社会动员、组织与协调，并且是该社会所共同经历的大事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任何国家或社会共同体的地理范围，都不可能包含有整个大中国。
所以，大禹治水的范围应该且只可能局限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内。
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会在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痕？
谢维扬指出，大禹时代确实存在很多相对独立的小型地方性政治实体，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小型政治体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同等的作用或贡献；当时应该已经出现极少数具有超强地位的政治实体，其对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其说可从。考虑到大禹治水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深刻烙印，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具有这种超强地位的国家中；这也意味着相较于同时代一般社会和国家规模，这样的政体或国家应该已经包括了一个空前大的范围，发展出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
到底何地在当时发展出有这样的组织体系？
这个问题需要在下一次再讨论和评估。
我们需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着手进行比较和分析
总之，在思考禹行九州之类问题时，不宜采用由后世人所解读的、自汉代以来不断编修的传世文献；切忌以后世大中国的广大空间来想象或描绘大禹治水的地图。那些企图以《禹贡》或《史记夏本纪》等后世文献所描绘的地理蓝图，以按图索骥的方式直接讨论大禹治水空间范围和地望的种种论说，虽多如牛毛，但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如果参考未经过大一统正统化修编过的上博《容成氏》楚竹书，该出土文献有记载禹治水而平定九州之事，然而其所描述的空间范围与经学传统中的理解有明显差异，也并没有大一统那么大。这似乎是以当时楚国领土所描述的夏王国的九州，其中央区位于江汉地区。
当然，《容成氏》对于夏国九州的空间描述，虽然提供了很重要的研究角度，但却也不能将之当作关键史料，来讨论大禹治水的地域范围。第一，这是因为考证楚简上的地名，并不能得出精确的结论；第二，因为这只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土观，而不是夏王国的领土。
（四）小结
总之，依照极罕见的五星聚天文现象可知，大禹成功治水并建立夏王国大体发生于公元前年前后，即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在此之前还曾有过尧舜和三苗的统治。对照古气候学的最新成果可知，文献描述的尧舜统治和鲧治水的年代大约发生于公元前第三千纪早中期。这时气候温暖湿润，海侵发生，整体水位升高而使鲧筑堤挡水的方法失败。
此后发生了气候事件（约BC-BC），期间气候波动逐渐增加，或早或晚地给当时的复杂化社会带来挑战，同时在一些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加速群体之间的冲突。此时大禹所在农耕社会的统治权被来自山地游猎族群的三苗集团攫取，后者给当时的农耕文明带来了很大的损耗，田地荒芜，水利失修。惟因有三苗统治的对比，而使大禹打败三苗且治水成功，在后人眼中变成丰功伟绩，大禹也因此而成为历史大英雄。
此外，治水不但需要经验和技术，更是一项社会工程来看，只有在社会共同体内部才可以进行社会动员、组织与协调，并且从大禹治水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深刻印记来看，这是该社会所共同经历的大事件。考古和历史研究皆表明，大禹时代虽然有可能已出现少数具有超强地位的政治实体，对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总体来说，其时大小政体林立。
就当时条件而言，大禹这样一个历史英雄，不太可能频繁跨越不同生态区和文化区，到处去治水。大禹治水的范围应该且只可能局限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内。
后世所谓禹行九州，将九州放大到大半个中国范围的观念，只不过是反映了战国秦汉大型国家已然建立的时代，人们对于早期历史空间的投射与想象。
若细究九州观念的源头，这种中央加上八方的空间认知图式源起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低地农耕社会，而后被广泛传播，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化时代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空间认知与区划模式，最后在汉代变成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了从蓝图到实际区划的转变。
介绍完大禹治水的时代及自然和社会特征，接下来，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和评估大禹治水的地望。由于涉及内容多，希望以后再有机会给大家汇报。
感谢大家，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感谢学术讲座群的盛情邀请，感谢各位学友的热忱参与！请大家多多批评！
洪范九畴：
感谢郭老师对大禹治水进行的天文考古学、气象考古学学等方面进行的历史年代考察，以及古环境与社会背景的详细分析描述。
尧舜禹历史年代和上古所谓“统治”方式问题，我以后可以分别做个参照性补充
南北方说各擅胜场，北方说毕竟盛行了0多年，南方说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祝福郭老师的南方历史大厦获得更大成功！
郭立新：
北方说只是历史惯习，这个惯习作为潜意识在国人心目中传承了多年。
景观：
石家河，良渚等地的文明崩溃后，那里的居民去哪了？北上黄河流域？
郭立新：
董良渚崩溃后，有一小部分留在原地，发展成为钱山漾文化；大部分四散，其中有北上山东的，西进的，或南下到广东的（石峡文化），石家河的情况复杂，大部分在原地，有少量北上或西进，这个时期大体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早中期，岳石文化还没有出现
景观：
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转变期里，山东沿海地区出现了急剧衰弱。
郭立新：
龙山和岳石曾有过一段时间共存，岳石的制陶业不如龙山，但现在发现它可能也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比如，城子崖城现在的主体部分，最新发掘表明其实是岳石时期的，城子崖下面也有龙山的城，不过比较小，更象环濠
景观：
前两天看杜金鹏老师的讲座，他说殷商祭祀有先王与先公的区别。先公是成汤称王前，商人作为夏朝诸侯的时代。郭老师怎么看
郭立新：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很系统，涉及到商人的周祭祀和日干日名问题，今天一下子也说不清。大家若有兴趣，将来可以看郭静云的《商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渊源》，她有非常说详细的说明。大体可以说，成汤称王前的祖先，反映了两种命名规范；成汤至小乙符合另一种规范；自武丁开始又有新规范
洪范九畴：
郭老师这八方，可以跟含山玉版做个比较吗
郭立新：
可以。含山玉版时代晚，我刚才用的图中就有它，八方涉及到时空和历法的问题。今天的专题，因为主题是讨论“九州”，只讨论了空间，没有涉及时间和季节的划分。总体来说，时空是相关的，历法和季节无论是用测日的方法还是看星空的方法，都涉及到以位和地测时，以时定空间
洪范九畴：
我对上古空间方位观的理解是觉得古人可能把空间四方、季节四季、星空四象，结构到一起去了，这是后世五行关联体系的雏形，早期不是作为逻辑结构而出现的，而应是对世界的观察和体验所致，我对考古细节不了解，主要是从思想起源历程中可能发生的知识演进这个逻辑发展的角度分析
郭立新：
同意。有这个问题。不过，也是要具体讨论的，从彭头山到石家河，这个过程在大体轨迹可以看到，但还有很多细节不清楚，一开始是很具体的，到最后才抽象化为河图洛书这一类概念化的数术逻辑，有接下来的一些讨论中，还会有一些讨论
洪范九畴：
是，我是这样溯源的，不但具体、还很实质性，具有可检验的经验实质。
考古上的四分纹八分纹，存在清晰的年代特征吗，我对纹饰背后的知识场景有些分不清纯美感设计，和知识支撑的区别，90年代就有很多人把图形位置的对称，解释为阴阳或其雏形，我觉得也许有这可能，但具体表现肯定要分析才能这么说，因为图形位置的对称，应该是谁都可能这么做的，所以看到很多四分八分图纹的解读，都有些搞不清，这个也请有机会详细说说啊
郭立新：
有。而且刻划的部位或施纹的方法都有规律性，这两篇文章讨论发八角星、四方纹、二分纹的演化，虽然还不够全面
赵柏熹、郭静云
从新石器到国家时代长江中游礼器所见“四方”观念刍议
郭静云、郭立新：南岭中心地带：以新石器时代白陶和八角星图为例
洪范九畴：
年前那个影响太大了，哪天可以抽空仔细谈谈气候事件的表现和影响。
范梓浩：
左右，古埃及古王国时期结束，进入第一中间期。
郭立新：
事件对中国、埃及、两河、印度都影响巨大。主要快速震荡的气候，很容易就摧毁一个文明。石家河一度衰落、良渚崩溃，都跟这有关系。
景观：
当时沿海地区受到的影响好像比内陆地区大得多，山东的两城遗址-尧王城遗址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类似良渚的崩溃。
郭立新：
要结合纬度、地形等因素来看。总体来说，越是季风能够影响到的地区影响越大，这两个城址，可能都是大汶口晚期到龙山时期的，绝对年代大约-BC(前后)，山东龙山的形成，跟良渚因素北上有很大关系。所以在这里有良渚因素并不奇怪
正是由于事件，给石家河农耕国家造成危机，才使三苗有机可趁。据文献载，在尧舜时期，本来三苗才是被农耕文明驱逐的对象；在气候事件的冲击下，农耕国家不能有效应对危机，使本来习于游猎和战争的三苗有机会占据统治权
景观：
现在民间有个猜想：长江流域的这些文明，是汉人（汉藏语人群）创造的，还是越人（南亚语人群）创造的，不知道学界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从汉语的语法上看，汉语是兼有汉藏语，南亚语，阿尔泰语的特征。所以一直有人猜想在远古时，这三群人有过一次深度融合
郭立新：
依目前资料，似乎没办法说。长江文明的主体应该是后来的汉人。三苗可能跟后来的苗瑶等南方山地民族有某种联系
更有可能是，一直在融合，经历了数次融合，形成今天汉语这种局面。比如说，以年前稻作民语言为基础，在后石家河时期融入山地族群（可能跟南亚语有关？）的语言元素，在殷商时代及以后历次草原族群南下过程中又融入来自草原的阿尔泰因素。这样就出现三种因素
杜彪：
智人阶段是融合的呀，在印度半岛分叉的
景观：
没那么早，汉藏语分化也就年的历史，从甲骨文来看，已经基本出现了汉语的主要基本特征。所以要说融合发生的时间，至少是在此之间了。现在认为“江”“稻”等词汇可能不是汉语词汇，而是从古越语传过来借词
郭立新：
同意，很有可能，殷商王族北来的证据太明显了
三苗时期，上次和今天都有涉及。尧舜所在的时期是我从硕士论文以来就在做的考古学文化，若有机会当然可以讲。
俯身葬和战车：这些商代考古因素来自蒙古草原Q-M人群
李希言：
如果大禹治水只是局限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内，那么《左传·哀公七年》有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禹如何能聚万国呢？什么样的区域能有万国呢？
郭立新：
禹所在区域虽属同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但历来有众多政体存在，是联盟性质的国家，“万”应是虚指，非实指。从治水是大型公共工程，涉及到动员能力来看，禹跑到陌生社会治水的可能性非常小。
李希言：
我是想，如是万国，那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大？禹是否有可能在治理本区域的洪水后超出他的独立区域帮助其他部落治水，从而通过治水收获万国的共同认同？
进而说，禹是否通过超区域治水获得万国认同，从而把夏国扩大为夏朝？
郭立新：
这是禹被神圣化后的想像。这条文献表达要点，可能是禹因治水而民望很高，被大家认同
李希言：
部落间会有联系的，不会有绝对的陌生区域，如果禹治水成功，则存在被邀请帮助治水的可能，如果禹只在封闭的区域治水，未必能被如此神圣化
郭立新：
这个需要回到民族志，多读原始民族志，不能用现代人的想象。
不是封闭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能够自成一体而且对后世影响力大的区域
李希言：
要对后世影响大，这个区域不会太小。另外，民族志传下来的太少了，恐怕不够用吧
郭立新：
如果在大禹之前其所在社会并没有国家化的基础并形成相关传统，就很难想像禹能够登高一呼，动员大量民众来治水。
人类学中此类民族志甚多，这属于政治人类学经常讨论的话题
李希言：
禹之前有古国基础，这没问题，华夏核心区域内的原始民族志能找到多少呢，域外的不足为凭
郭立新：
部落一般是所有有某种资格的人都可以平等参与决策。正因此如此，从部落到国家，首先往往会经历一个神权阶段，借神之名来集中权力，前面讨论过鲧很可能就是水庙祭司，属于此类。
这个表达可能需要修正。“华夏”是后起的概念，且带有族群的属性，不适合套到此时。这样做，还可以避免预设所谓的“华夏”核心区
李希言：
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夏确是第一个王朝的话，那这个王朝的范围一定会远大于之前的古国，很难想象禹只是在原范围内治水。华夏的确是后来的概念，但区域还是这个区域。
如果区域发生大的变化，即使没有文字记载，也会有口口相传，否则太匪夷所思了。周时既然能找到禹的后人，这个不会传不下来。
郭立新：
不知道。这需要用一手的考古资料来论证夏的范围是在变大或变小。后来的华夏所表达的区域，未必是夏王国真正的区域。这有点类似于刻舟求剑的故事，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取决于“舟”是否移动过。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心，是否改变过？从后期的历史来看，变动是常有的事。自汉唐起，王朝政治中心就先后经历了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变化。
肯定有大量口传，甚至有某些文字记载，才使禹的故事被神化。这涉及到该文明在当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
李希言：
变动也不能出圈吧，禹能被传下来，夏的地址发生太大的变动又能传不下来
郭立新：
为什么不能出圈呢？长安-洛阳到南京就属于出圈，再到北京，更是出圈了。从南温带到亚热带，再到中温带，气候，植被，物产都有差，生活方式也有别
当然能，不过会被别人攀附或拿走而加到自己祖先头上。这种手法在编族谱时很常见或演绎自身群体的祖源故事，很常见
李希言：
这不是单个家族的事，随意攀附在这么大的范围里不为人知，恐怕很难实现，匈奴也称黄帝之后，谁信呢，一个家族这样追溯问题不大，别人也不会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