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4—5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兴起被视为古典史学终结、中世纪史学诞生的标志。历史哲学、史学史与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文化史等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基督教史学在4—5世纪的横空出世导致古典史学的突变，为后者引入了犹太古史、宗教启示与“普世主义”等新元素，成为古典史学与中世纪史学的分界点。这种“4—5世纪古典史学突变说”虽然不无合理之处，但忽视了古典史学在罗马帝国时代所经历的显著变化，以及古典传统对早期基督教史学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Aristides,以下简称“阿里斯泰德”）公共演说词中历史记忆的分析，揭示2世纪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观与早期基督教史学的相似性，以及二者间可能存在的继承关系。
一、4—5世纪古典史学突变说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基督教思想对古典史学的三重影响：历史进程并非人类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实践；人类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行为主体的活动，还能认识那些历史行为主体本身的存在与性质——它们作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而具备了历史重要性；基督教为古典史学提供了一种“普世主义”立场。而在史学史领域内，西方学者同样强调“基督教史学”带来的古典史学突变（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堕落或衰亡）。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写道：“教会史书从一开始，就是受到严重歪曲的东西：首先是采用古犹太史作为基督教以前的历史；第二是它把上帝的启示和历史扯在一起；第三是恶意地把历史分为所谓‘神圣的’和‘凡俗的’即世俗的两种。”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古代晚期”视角的提出，国际学术界对4—5世纪文化的批判有所缓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