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第三十五期：在后现代情境中，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只有强化交谈、重建沟通伦理，才能获得文化新生的力量。这不是谁的理论，而是每个人都应实践的活动。龚鹏程先生遊走世界，并曾主持过“世界汉学研究中心”。我们会陆续推出“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系列文章，请他对话一些学界有意义的灵魂。范围不局限于汉学，会涉及多种学科。以期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
MirkoCanevaro（弥尔科·卡内瓦若）
MirkoCanevaro（弥尔科·卡内瓦若）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古典与考古学院希腊历史教授，英国杜伦大学古典与古代历史博士。苏格兰爱丁堡青年学院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社会艺术与人文学科工作组联合主席。意大利国家报纸IlFattoQuotidiano专栏作家。龚鹏程：您好。民主有很多种形式，例如，古希腊民主是直接的，行*长官是抽签产生；而现代民主是代议制的，行*长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您是研究民主的历史学家，您认为现代民主的弱点和优势是什么？您希望看到现代民主以何种方式发展？弥尔科·卡内瓦若：龚教授，您好！雅典民主（以及在希腊化城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民主模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非常不同。我怀疑——并在我的工作中争论过——实际上它比人们通常所设想的更不同。这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形式，法官通过抽签选出，公民直接在议会中发言、提出建议和投票，并在法庭上作出判决。两者之间的差异更深刻，并且被以现代民主形式作为参考点的趋势所掩盖。自19世纪以来，希腊民主，尤其是雅典民主，一直被视为有争议的多数主义的主要模式。人们普遍认为，公共*策的重大问题是由少数人决定的，这反映了根据在意识形态上划分，公民之间产生了两极分化的公共辩论和多元化偏好。我不同意这种解释：我相信雅典民主，以及更广泛的希腊民主，并不主要是集体性的，也没有将多数人的统治作为集体决策的主要模式。*治决策的标准模式——制定由程序构成，并受具有强烈协商性质的规范所管理，旨在促进共识。因此，对我而言，雅典民主和更广泛的希腊民主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据可查的历史案例研究，在该制度中，协商价值和对共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