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到哪个医院好 http://www.pfzhiliao.com/董晓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杂剧木刻图《赵氏孤儿》资料图片山西博物院展出的晋国文物燕翔摄/光明图片伏尔泰雕像资料图片太原金胜村春秋晚期赵卿墓蟠螭纹镜线描图资料图片《赵氏孤儿》中马连良饰程婴资料图片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有众多经典文学作品为世人所传颂，其中不少经典剧作还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所创作的《赵氏孤儿》是元杂剧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被王国维称为“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作为历史上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以其高度凝练的、极富戏剧性的复仇故事征服了当时的欧洲观众，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传统价值观也得到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的赞同。从译本来看，传教士马若瑟最早法译的《赵氏孤儿》，自出版后反响热烈，转译本如德译本、意大利版等相继问世，最终对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亦产生了影响，至今仍在戏剧舞台上盛行不衰，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杂剧经典之一的《赵氏孤儿》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传统戏曲形式，形成于宋代，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元杂剧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从戏剧发展史角度审视，杂剧体制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最初杂剧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逐渐遍布河南、河北。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传统故事，而且更加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最终成为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杂剧著名悲剧之一。这部剧所依据的历史事件，最早的较详细叙述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只是当时记载的情节相对简略，而且其中几个关键人物（例如最大反派屠岸贾、保护赵氏孤儿的关键人物程婴和公孙杵臼）并无记载，因此此事在后世所演绎故事的真实程度，至今仍被学界讨论；在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说苑》中，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述。根据《史记》记载，此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晋景公当国期间重用大臣屠岸贾，屠岸贾与另一大臣赵朔有仇，他怂恿晋景公以赵朔父亲和叔叔以往过失的名义惩罚赵家。将军韩厥力劝未果，偷偷通知赵朔逃跑，赵朔不肯，请求韩厥保全赵氏子弟以继香火。屠岸贾假传晋景公命令，杀害赵家满门，赵朔的妻子已经怀孕，因为是晋成公姐姐，躲在宫中逃过一劫。不久后，赵朔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即赵氏孤儿。为了躲过屠岸贾的追杀，她把婴儿交给赵朔的朋友程婴。在赵朔门客公孙杵臼的配合下，程婴抱来别人的婴儿顶替赵氏孤儿。然后，公孙杵臼故意让程婴向屠岸贾举报自己藏匿赵氏孤儿，程婴依计向屠岸贾举报，宣称是贪图千金之赏，带人抓捕公孙杵臼及婴儿，随后将其处死，从此，赵氏孤儿得脱。程婴把赵氏孤儿带到深山老林中，当作儿子抚养教育。赵氏孤儿长大之后就是赵武，他得到了韩厥及晋景公的帮助，最终回到朝中攻灭屠岸贾，报了深仇大恨，赵氏复兴。在赵武成人之后，程婴向众人告辞，说如今一切安定，他要去向赵氏祖先以及公孙杵臼报告这个好消息，于是自杀。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对秦汉时期成型的这个故事进行了改造，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更加突出鲜明。在剧中，程婴是赵朔的朋友，赵朔的妻子请求他拯救赵氏孤儿，并自杀以表决心。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带出时，被将军韩厥发现，韩厥不愿助纣为虐，偷偷放行并拔剑自刎。一心搜捕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宣布，如果找不到人，就要把晋国上下半岁以内的婴儿全部杀掉。程婴带着孤儿找到公孙杵臼，二人决心舍生取义，合谋救孤。程婴把自己未满月的儿子抱给公孙杵臼以顶替赵氏孤儿，把真的赵氏孤儿带回自己家。然后，程婴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主动向屠岸贾举报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杵臼家，随即公孙杵臼和程婴之子被屠岸贾所杀。程婴则因为举报有功而受到屠岸贾奖赏，成为屠岸贾的门客。程婴把赵氏孤儿当作自己儿子程勃养大，并使之成为屠岸贾的义子。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之后，程婴告诉他全部真相，赵氏孤儿禀告晋景公后，杀死屠岸贾报了仇，随后恢复原姓，更名赵武，承袭赵家原有爵位和资产。近代文学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盛赞《赵氏孤儿大报仇》和《感天动地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搏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考察赵氏孤儿故事传世的诸版本，无论是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忠义士各褒奖，是军官还职掌，是穷民与收养”，还是《东周列国志》节录中的“程婴杵臼称双义，一死何须问后先”，蕴含的核心价值都包括忠义观和惩恶扬善等精神，符合儒家遵循的“义利观”。所谓义者，“事之所宜也”；所谓利者，“人之用曰利”。孔子《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孟子·告子上》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而在杂剧《赵氏孤儿》的叙事中，作者将这种观念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进一步强化了：于个人层面上，晋国公主自缢封口，只求保全赵家命脉；韩厥将军自刎身亡，好伴鉏麑共做忠魂；公孙杵臼撞阶而死，大丈夫不愁一命终；程婴牺儿铤而走险，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于国家层面上，在大事面前，众人舍己为国，匡扶大义，以“家国天下”的意识、积极的入世精神，保国家大义而置个人利益于身后，体现了《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德规范，彰显了中华文化中先公后私、集体至上的思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以小我换大我、以小家换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赵氏孤儿》的法译和西传《赵氏孤儿》是十八世纪第一部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传统戏剧。《宋元戏曲史》记载：“至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DuHalde实译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Julian又重译之。”这里的“特赫尔特”实际是《中华帝国志》（DescriptiondelaChine，简称《中国通志》）的编者杜赫德（J.B.duHalde），而这一版的真正译者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马若瑟(JosephdePrénare)。年（清雍正十年），马若瑟在退居广州时，从《元人百种曲》中挑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将它译成了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chao-Chi-Cou-Euih,oulOrphelindelaMaisondeTechao，tragediechionise）。年，马若瑟托请从北京回国的法国传教士维莱尔和布罗塞二人将自己的法文译本《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带回国内，同年发表在《法兰西时报》上。一年后，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上，由此《赵氏孤儿》成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自17世纪开始，法国经济实力雄厚且文化艺术氛围浓郁，巴黎成为当时欧洲汉学的学术研究中心，在汉学西传史上扮演了重要作用。马若瑟法译的《赵氏孤儿》在刊登之后，受到法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当时法国主流学派“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思想，与《赵氏孤儿》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不谋而合，《赵氏孤儿》中体现的邪不胜正的信念和运筹帷幄的坚持，有助于推动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抨击宗教神权对人的压制，鼓舞当时的民众反对封建特权制度，从而积极投身构建更加合理的社会。因此，当时法国的学术界很快加入了对《赵氏孤儿》的追捧队伍中，该译本在文学界乃至戏曲界都引起了极大轰动，英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等在法译本的基础上很快也相继问世。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Hatchet）根据马若瑟译本的故事情节，改编了英文版的剧本《中国孤儿》。他保留了马若瑟译本的基本结构，但对人物改变较大，屠岸贾被改成了萧何，程婴改成了开封，韩厥成了苏生，公孙杵臼成了老子，赵氏孤儿成了康熙，在当时这部剧并没有被搬上舞台。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也被《赵氏孤儿》重情重义不惜生命的故事所吸引，最终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五幕剧《中国孤儿》，并于年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英国作家亚瑟·墨菲（ArthurMurphy）则认为伏尔泰的剧本并不令人满意，他也创作了自己的《中国孤儿》剧本，他的这部剧在年于英国伦敦的剧院首演，产生了强烈反响。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德国文学家歌德也曾对这部戏产生兴趣，打算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不过动笔只写了两幕，没有最终完成。在当时整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背景下，《赵氏孤儿》根据不同译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国家的国情，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译本，但这些译本多基于马若瑟法译版本的基础，并非直接基于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多为转译。这些作品中反映的“中国意象”几乎完全是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应作品和文献中照搬而来的，缺少对中国文化直接的认识和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误解，尤其是对元杂剧这一文化体裁更是难以知其所以然。虽然，《赵氏孤儿》的欧洲传播之旅展现出的结果是当时西方国家对该剧的改编出现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赵氏孤儿”的局面，但其中的文化交融和价值趋同仍然值得注意，这种文化价值使该剧至今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仍不断上映，依旧好评如潮。如后来在美国上演的《赵氏孤儿》综合了马若瑟和伏尔泰的法译版，以及阿瑟·墨菲的英译版，在演出语言、情节和主题等方面进行了改编。分析《赵氏孤儿》风靡当时西方的主要原因，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赵氏孤儿》故事所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纪君祥剧本的思想基调主要表现为“舍生取义”和“复仇报冤”。故事体现的“义”，是作者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对主人公行为的一种道德认同，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与“利”相对立的人生选择。程婴为了履行承诺，拯救赵氏孤儿，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儿子的生命。“舍生取义”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儒家文化传承者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而在《赵氏孤儿》故事的最后，赵氏复仇报冤成功，程婴忍辱负重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充分满足了观众追求“善恶有报”的朴素愿望。其次，赵氏孤儿的境遇以及复仇故事，与当时西方宫廷世家的权位更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中国元代悲剧《赵氏孤儿》（纪君祥）所写也是古代晋国王室里的斗争，其中那些血淋淋的王公贵族的复仇故事，与古希腊悲剧相似。”（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再次，《赵氏孤儿》传播的历史背景是17世纪末欧洲兴起的“中国热”。在17世纪，众多商人不断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带到欧洲，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大受追捧，古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竞相模仿的对象，而这种热潮也助推了剧本故事的广泛传播。最后，《赵氏孤儿》故事的改写符合所在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当时西方的编剧们对《赵氏孤儿》故事，都根据各自的创作目标进行了不同的改造。比如伏尔泰虽然非常欣赏东方文明，但他在改编的时候仍旧恪守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使改编后的《中国孤儿》更加符合法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伏尔泰认为，在法国，悲剧通常分成五幕，还要设定一个爱情故事，因此他在剧中还特别添加了原剧本里并不存在的感情戏。对启蒙运动的影响法国前政要希拉克曾说过，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而就是在启蒙运动开展的18世纪欧洲，一场描绘东方社会传统良俗的“孔子道德的五幕剧”上演得如火如荼，三个月时间内上演了几十场，比同时期其他戏剧的场次要多得多，看戏的人数也多得多，这场引发了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