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欧洲各地极右翼政党崛起,全球主流政治也普遍向右转,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在这方面经常被指出是一个例外,和中东欧、东南欧的邻居们颇为不同。但是就在最近,随着一个新近崛起的极右政党的成功,“罗马尼亚例外”已不复存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这个政党做了细致和富有洞见的意识形态分析。对于法西斯主义是否可能回归,他的答案是“是”。而为何法西斯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今天都具有动员能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须把法西斯运动看作是左翼革命(社会主义挑战自由资本主义霸权)的对应物,才能理解它与保守的专制主义的区别。当前这个罗马尼亚新兴极右党声称他们代表着一个反对“腐朽制度”的反体制运动,是“一种形式的革命”。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palingenetic)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归。
原文发表于LeftEast,有删节。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欧洲各地极右翼政党崛起,全球主流政治也普遍向右转,罗马尼亚在这方面经常被指出是一个例外,当然是就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而言。自年大罗马尼亚党未能达到5%的选举门槛、因此未能入议会以来,罗马尼亚议会中一直没有出现极右或激进的政党。一直到12月6日,即最近一次立法选举之日,“罗马尼亚例外”已不复存在。
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罗马尼亚人统一联盟(AlliancefortheUnionofRomanians),其缩写AUR在罗马尼亚语中是“黄金”的意思,赢得了众议院9.07%的选票和参议院9.17%的选票,成为本届议会的第四大党。这个党成立于一年前的年12月1日——罗马尼亚选出来的象征性的国庆节,可追溯到年,被称为“大统一日”,因此他们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这个党让人想起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选举命运,后者在年成立约半年后勉强达到进入联邦议院的5%门槛,并在年的州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取得成功。因此,我们有理由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演变的整体框架内解读这一选举结果——然而,这个词因过度使用而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并且掩盖了它所包括的政治光谱内部的重大差异——而这一理由确实已经被提出。然而,也有充分的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当代欧洲极右翼的罗马尼亚特征及其与战时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联系,希望我的贡献能在此有所帮助。
与看似更温和的“民粹主义”不同,AUR选举的成功立刻让评论者联想到了“法西斯主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采取的本土法西斯形式,即“大天使米哈伊尔军团”/“铁卫团”(指在年至年间罗马尼亚的一个极右组织,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共主义等,曾在国内进行各种恐怖活动,得到德国纳粹支持)。研究军团运动最著名的专家之一RolandClark的分析特色鲜明,既最直接,也最令人担忧,他问道:“法西斯主义是否会重返罗马尼亚?”并暗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我的看法也是类似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直接的“是”,而且考虑到了战前与当今罗马尼亚在结构上的重要相似之处,即缺乏一个可信的(credible)、有组织的、在选举上表现有力的左翼作为阶级政治而非民族/宗教政治的驱动力。
首先要注意的是AUR在罗马尼亚东欧剧变以来的政治格局(landscape)中的新颖性。MichaelShafir把年后东欧右翼区分为“激进延续”(radicalcontinuity)和“激进回归”(radicalreturn),这样的区分是很有益的。前者延续了民族主义,在罗马尼亚的精英阶层层面,“连续性”清晰可见;而后者则全面谴责共产主义,并回溯战间时代的模式,通常与法西斯的“大天使团”有关。正是前者,“激进延续”的政党,在90年代的罗马尼亚政坛上表现突出。相比之下,直到三周前,尽管有许多这样的组织及其激进主义,它们仍然局限于政治边缘,没有可信的(credible)选举竞争。
尽管他们在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例如他们各自对罗马尼亚历史的态度。对于“激进连续”政党来说,历史的参照点和他们不断寻求恢复的人是扬·安东内斯库:战时罗马尼亚的专制独裁者、反犹主义者、种族灭绝者和对罗马尼亚大屠杀负有最终责任的人;但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对于“激进回归”的党派和运动来说,榜样曾是而且现在也是反共武装的成员和所谓的“烈士”和“狱中圣徒”,他们是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前的受害者,这两个群体绝大多数是由前军团运动成员主导的。军团领导层大部分在国王卡罗尔二世的独裁统治下被暗杀或处决,也被尊为民族事业的“烈士”。
图“圣像”三联画把三个军团领导人描绘为烈士。反过来,社会主义政权又被右翼明确地谴责为外国强加的东西和国家历史上不自然的中断,反共成为这些团体(AUR亦然)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之一。
这使我要对法西斯主义作出重要澄清。我赞同目前学术界对历史和新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共识,这种共识受到RogerGriffin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的启发,即“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神话核心在其各种变体中是一种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新生的(palingenetic)形式”。按照这种思路理解,承诺使国家从所谓的颓废状态中获得重生或再生的“新生的”因素以及对“群众”的民粹主义呼吁是理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的关键。
这使我们能够将法西斯运动和政权与保守的专制主义运动和政权区分开来——属于后者的安东内斯库从不追求受欢迎,其目的是维护罗马尼亚国家,而不是从根本上改造它——并将法西斯运动看作是左翼革命(社会主义挑战自由资本主义霸权)的右翼“革命”对应物。一场来自右翼的“革命”,谴责左翼的唯物主义,将“文化”提升到高于经济关切;这些都是理解法西斯主义应该遵循的。
这也是为什么从严格的唯物主义角度来理解它可能会显得相对无意义和不连贯的原因:法西斯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观念,总是模糊、表述不清的。他们把对富豪(plutocracy)的谴责和对私有财产的保障结合在一起,对法西斯主义者本身来说,这些经济问题总是不如文化问题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轻易地占据上风,忽视了作为其基础的经济不平等,而身份政治始终是他们偏爱的地盘。
然而,法西斯主义计划想要达到的结果,在战争间歇期和今天一样,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彻底改变现状——法西斯主义者上台的案例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应该真正担心的是,AUR的共同主席之一GeorgeSimion声称他代表着反对“腐朽制度”的反体制运动,是“一种形式的革命”。为了避免任何人对AUR革命的具体形式产生怀疑,由AUR另一位联合主席ClaudiuTrziu管理的《Rost》杂志的网页以明确的语言澄清了这一点,这个杂志自称是“民族和基督教复活的杂志”。Trziu在Rost网页上撰写的最新文章发表于年12月4日选举运动结束时,题为《保守主义革命的信号》。通过这样的发言,我们见证了自战间时期以来,一种新生的(palingenetic)、革命型的极端民族主义第一次回到罗马尼亚议会。
如果说GeorgeSimion在罗马尼亚政坛可能是一个相对新的人物,他的背景是民族主义足球团体而非政党,那么ClaudiuTrziu在新军团论坛和军团运动研究者中则是极为著名的,他是一个长期在罗马尼亚公共空间推动军团运动的人。Trziu在年“家庭联盟”(一个与AUR有直接联系的非政府组织协会)的宣传活动中也很突出,该活动旨在发起公投使同性恋婚姻违宪(尽管根据罗马尼亚现行法律,同性恋婚姻已经违法)。
组成AUR领导层的三巨头中的第三位成员是哲学学者SorinLavric,他因同情军团以及极端厌女和种族主义而臭名昭著。在一次采访中,该作家在解释他将少数族裔罗姆人称为“社会祸害”时说:“罗姆人倾向于这种类型的犯罪(偷窃、乞讨和卖淫)是众所周知的,并在统计学上得到了证明”,从而再现了对罗马尼亚罗姆人最常见的种族主义成见之一。
考虑到AUR三个领导人的背景,该党的纲领和学说并不令人惊讶。该党以“家庭、祖国、信仰和自由”四大支柱为基础,其理论将自身确定为保守派(尽管保守派历来不以革命倾向著称),赞成“民族的欧洲”(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当代欧洲极右的主旋律),并“坚决反对用外来人口对欧洲进行殖民统治”——这一概念在AndersBreivik(年在挪威实施爆炸和枪击的挪威人)或BrentonTarrant(年在新西兰实施枪击的澳大利亚人)等极右恐怖分子的宣言中并不陌生。
重要的是,这也与中东欧地区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如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或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言论一致。虽然后者被AUR领导层明确认定为类似的政党,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模仿的榜样,但AUR的反匈牙利民族主义排除了对欧尔班或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的任何正面提及。
有趣的是,AUR反对“殖民化”,并提及罗马尼亚现行宪法(也是年的第一部宪法)第3条禁止对罗马尼亚领土进行殖民化,这是自战间军团式的“犹太殖民化”言论以来,罗马尼亚政党政治纲领中缺少的另一个元素。AUR虽然亲欧,但其“欧洲”概念的基础是其“古典价值”和三大“文化范式(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基督教)”,再次指向对非基督教群体的排斥——尽管党纲中没有明确提及穆斯林、犹太人或其他宗教群体。然而,AUR党员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着一种最新的、21世纪版本的反犹太主义——通过提及乔治·索罗斯工资单上的政府代表。
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全盘谴责让人想起军团运动,与此同时,他们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祸害的伪装形式”,包括“政治正确、性别意识形态、平等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
图军团的创始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