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王获准为威尔士制定法律，无须经过国会同意。他们忘记了：国会早已通过法案，规定圣旨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废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区别。这时，英格兰的大部分外贸集中于尼德兰。
低地居民购买英国货物，转卖给欧洲各地。因此两国彼此依赖，万一决裂，双方都会大受损失。虽然亨利跟弗朗西斯的关系通常更友好，而低地国家一直依附皇帝；但国王在波翻云诡的政治变迁中，一直避免采用这种极端手段。
年，英格兰与低地国家开衅，双方很快都感到不便——弗拉芒人不能购买英格兰的布料，英国商人不能购买呢绒。呢绒商只得解雇工人，工人没有面包，骚动不安。红衣主教为了安抚他们，把商人找来，命令他们照常购买呢绒。商人告诉大臣：他们没有办法照常卖掉货物。他们虽然受到红衣主教的威胁，但始终不肯改口。最后两国达成协议：即使在战争期间，贸易仍然照常进行。
本朝末年，英格兰仍然没有莴苣、萝卜、芜菁或其他块根作物。以前这些蔬菜通常从荷兰和佛兰德少量进口。凯瑟琳王后想吃莴苣，只能派专使去那里。本朝初年或前朝末年开始从佛兰德引进、种植啤酒花。
一般而言，外国工匠比英国同行更敏捷、勤勉、节俭。因此，大凡外国工匠在英格兰定居，就会招致英国工匠的强烈妒恨。他们有根有据地断言：外国手艺人把他们所有的客户都抢走了。年，贝勒博士在布道中煽动群众，经纪人林肯策划阴谋，两人掀起叛乱。伦敦学徒和其他穷人打开监狱，放出因伤害外国人而入狱的囚犯。暴民随即向他们痛恨的法国人梅塔斯家进发，在那里大肆破坏——他们杀害了梅塔斯的几位仆人，抢劫他的财物。市长无法安抚他们；托马斯·莫尔爵士最近执掌司法，在伦敦市颇受尊重，也无能为力。暴民还威胁要给沃尔西红衣主教一点颜色看。红衣主教只得在家里设防，加强成卫。群众最后厌烦了混乱，自行解散。什鲁斯伯里伯爵和萨里伯爵逮捕了一些人。圣旨命令：妇女不得聚会传播流言飞语，所有男人都应该把妻子留在家里。第二天，诺福克公爵率领一千三百名武装人员入城，调查骚乱。贝勒、林肯和其他一些人被捕，关进伦敦塔，定为大逆罪。贝勒和另外十三人都被处决。其他四百名罪犯脖子上系着绳索，带到国王面前，跪下求饶。亨利知道当时应该赦免，没有进一步惩罚，就把他们放走了。
伦敦有大批外国工匠。亨利有一次猜忌弗拉芒人偏爱凯瑟琳王后，便以枢密院令驱逐他们；离开的弗拉芒人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亨利自己在星室法庭公告中承认：外国人夺走了本地人的生计，使他们无事可做，只能依靠盗窃、谋杀和其他罪行糊口。这份公告跟其他法令一起出版发行。他还宣称：外国人为数众多，导致谷物和面包涨价。为了防范进一步的危害，所有外国工匠不得在家中容留两名以上的外国雇工或学徒。外国商人也受到类似的猜忌。关税强加于外国人，负担落在全体居民身上。国会做得比较好：鼓励更多外国商人和工匠移居英格兰，以激发本地人的竞争，提高他们的技艺。
国会在一项法案中宣布：王国欠债和犯罪的犯人不下六万人。这个数字可信度不高。哈里森宣称：本朝处决了七万二千名小偷和强盗，差不多每年两千人。他补充说：伊丽莎白朝晚期，死刑犯一年不超过四百人。似乎当前英格兰全境的死刑犯不过五十人。如果这些事实可靠，亨利八世以来，道德水准一定大有进步。这种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下层阶级因此得以养活自己、打发时间，后者差不多跟前者一样重要。
我们根据大约本朝初年通过的一项著名法案条款，很可能得出结论：英格兰跟前代的繁荣昌盛相比，已经极为衰敝。爱德华二世一朝的法案宣布：市镇和自治市的法官应该履行审判职责，不得在任期内批发或零售任何酒类或食品。这项法律似乎是公正的，目的在于防止欺诈或偏私影响审判。但本朝废除了这项法律，提出的理由是：“自从该项法律和条例通过以来，英格兰王国境内的许多城市、自治市、市镇和现存市镇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衰败；立法当时存在的商人和有产者居民已经不存在。今天，同一批市镇和自治市的居民通常是面包师、酿酒人、鱼贩子、粮商之类，几乎没有留下其他人可以担任法官。”人们有贵古贱今的倾向，因此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就相信了国会的推理，颇有危险。观点千差万别，因此有些人可能从同样的事实推出相反的结论。亨利八世一朝和以前列朝相比，治安更加正规，执法更加严格。这种优势诱使地主离开地方市镇，返回乡村居住。红衣主教沃尔西向国会陈辞，表示：海关收益超过以前，证明财富增长。
如果英格兰的贸易、工业和人口确实衰退，那么本朝大多数法律并不能有效地弥补损失，只有废除修道院、减少宗教节日和重要纪念日的法案例外。比如，国会试图立法固定工匠的薪资；国会反复通过法律，禁止奢侈的服装；等等，概不会有什么效力。大法官和其他大臣获得授权：固定家禽、奶酪、黄油的价格。他们甚至通过法案来固定牛肉、猪肉、羊肉、小牛肉的价格。他们指定：每磅牛肉和猪肉定价半便士，羊肉和小牛肉定价一便士半法寻；都是当时的货币价格。法案开宗明义：肉铺卖的这四种肉是穷人的食品。这项法案后来被废除了。
乡村人口仍然不断减少；人们放弃耕作，把土地改成牧场。时而有新法律颁布，禁止这种做法。任何农场要获准抛荒，国王有权收取半租。业主耕地无利可图的原因，大概是农业技术不精。法律规定：羊群的数目不得超过两千头。法案称：业主或农场主的羊群往往多达两千四百头。值得注意的是：国会将羊肉涨价归因于羊群增加。因为他们说：商品落入更少的人手中，这些人随意涨价。但涨价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日常流通货币的增加，因为这样一种商品似乎不大可能囤积。
年，剑桥郡一英亩好地的租金似乎是一先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十五便士，比目前的租金便宜十倍。但商品不过便宜四倍。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耕作技术恶劣。
国会制定了一些关于乞丐和流浪汉的法律。在这方面，仁慈的立法者必定受到最有力的人道考虑影响。初看起来，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最后解决的方式很难不破坏勤勉之德。修道院以前供养穷人，但同时也鼓励了懒惰和卑劣。
年，法律将利率固定为百分之十。这是英格兰第一个已知的合法利率。以前，所有这样的贷款都视为高利贷。这项法案开宗明义，称利息为非法和罪恶。偏见仍然强大，以后的朝代废除了允许利息的法律。
本朝和以前以后列朝一样，充满了垄断性法律，比如某些特殊产业只准特许的市镇经营。类似的荒谬举措仍然有太多遗迹。先前的法律开放了垄断公司，它们不得不接纳各行各业的商人。在以后的朝代，国会又通过法案予以关闭；除了垄断公司以外，禁止任何人染指这些贸易。
亨利本人颇有学术天赋，因此殷勤鼓励其他人从事学术。他在剑桥建立了三一学院，慷慨捐赠。沃尔西在牛津建立了基督堂，有意命名为红衣主教学院。但他还没有彻底完成计划就倒台了，国王攫取了所有资产。据说大臣对这次暴行耿耿于怀，有甚于他遭遇的任何其他不幸。但亨利后来归还了学院的资产，只是改了一个名字。红衣主教在牛津建立了第一个希腊文教席。这次革新将大学分裂为狂暴的派别，经常互斗。学生们各立党派，冠以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名字，往往像这些民族以前那样大打出手、仇深似海。更新、更正确的希腊文拼写方法引进后，希腊人自己又分裂为不同党派。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徒喜欢旧式拼法，新教徒支持新式拼法。加德纳运用国王和枢密院的权威，压制这方面的革新派，保护希腊字母表陈陈相因的拼法。那时连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自由都容不下！如果拥护新式拼法，那么鞭刑、降级、开除就是最轻的惩罚。主教宣称：宁可完全取消大学的希腊文，也不能允许修改希腊字母表的拼法。牛津引进希腊文，激起剑桥大学如法炮制。
沃尔西有意在牛津大学复制所有的梵蒂冈手稿，以丰富他的学院图书馆。国王及其大臣稽古右文，有利于英格兰的向学风气。伊拉斯谟斯说起英国贵族绅士尊重学人，非常心满意足。另外，无须特别说明本朝和前朝的作家。因为当时的人士没有丝毫资格跻身于经典作家之列。托马斯·莫尔爵士虽然用拉丁文写作，但似乎最接近于经典作家的典范。
